「我就是胡雪巖」

高陽墨寶

高陽先生與我雖然多年在台北同住一條巷子,當時叫敦化南路351巷,但卻沒有什麼來往。大家或寒暄而遇,或擦肩而過,他寫完他的《慈禧全傳》開始寫《胡雪巖》,我印完我的《吃西瓜的方法》,又去印《神州豪俠傳》,大家全無交集,倒也相安無事。

一九八零年代的351巷附近幾條巷子,文化名流薈萃,詩人、小說家、國畫家、油畫家、出版家、學者、服裝設計家,進進出出,每星期抬頭低頭都要遇上好幾個好幾回。像高陽那樣,偶然在巷子的盡頭,漫悠悠的晃蕩過來,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奇景。

到了1984年,事情有了變化,他的《高陽說詩》出版,榮獲中山文藝獎文藝論著獎。走在巷子裡的他,手裡拿的,換成了熱騰騰的新書,見面就送我一本,笑著說:「請指教囉!」。

他之所以會積極動手,出版詩論。是因為前不久,聯合報副刊發表了美國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新科老博士水晶的長文,把李商隱的出恭詩《藥轉》,曲折解釋為神奇的墮胎事件。古典舊詩迷高陽看不下去,為文糾謬,轟動一時。從此,我們在巷口,便有了共同的話題。

那是一個比較文學當紅的時代,許多意氣風發的大博士,紛紛為文,任意重新詮釋古典詩,卻因文化知識欠缺,好心辦了壞事,鬧了不少笑話。這對精通雜學的小說家高陽而言,最最不能忍受,常常向我吐漏 “立體說詩”的宏願,然而巷口太吵,說來說去,怎麼也說不清楚。

來而不往非禮也,得了贈書,當有回報。除了細讀精讀拜讀之餘,對貪杯詩話家的最佳回饋,當然是美酒小菜,外加徹夜拍案論詩。那年我37歲,高陽63,正好是我現在的年齡。

果然,我一搬出茅台的香氣,小說家立刻變成了高陽酒徒,如臺公靜農一樣,從此成為水墨齋中的常客。

一日,他酒酣耳熱之際,忽然正色對我說: 「我就是胡雪巖」。 話聲甫落,便急索筆墨紙硯,說時遲那時快,一張條幅七絕行草,傾刻而就。

周郎已去王郎健,猶有江郎畫筆雄;

珍重留身閱世變,可知一暝萬緣空。

他收筆壓紙,看了看行氣,覺得寫得還可以,便笑著對我說: “這是我以胡光庸的口氣寫來送給你的,看看如何?”

正在低頭磨墨的我,聽了又驚又喜,手下頓時加了把勁,回答道: “太好了,那就快請落款吧! 我現在正準備出版一本書叫《什麼是後現代主義》,你這幅字,絕對是後現代的。就像王羲之為唐太宗書寫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一樣,實在妙不可言。 ”只見他欣然同意,快然落筆,觸紙便書:

羅青仁兄大人雅正  雪巖弟胡光庸學書

語意位置,完全合乎晚清書家落款的口吻與習慣。水墨齋所藏清代名人名聯名畫,款識一律都是 “某某大兄大人”或 “仁兄大人”,絕少例外,小說家的雜學之精,在這樣的落款上,可見真章。高陽先生的博學多聞,絕非浪得虛名。

詩中的周郎,當然指的是三國周瑜;而歷史上叫王郎或可以叫王郎的不少,在這裡應該是指與周郎時間相近的江左夷吾王導;至於江郎,那只有夢傳彩筆的江淹可當了。首句的王郎,當是高陽夫子自道,即將才盡的我,則免強可以找江郎對號入座。好在江淹被收回去的是“詩筆”,而所謂的 “畫筆”,現仍在我的手中,周遊世界各地,隨意揮灑,快意天下。

當年水墨齋中的詩酒之會,只持續了一年不到,便隨時運變幻而逝。如今高陽先生墓木已拱,匆匆已近二十年,睹物思人,默然良久良久。其間我目睹政黨輪替過去又輪替回來,經歷多起誣告又終於全都勝訴定讞。所謂 “世變”,已然閱過,尚欠 “一暝”而已,只好繼續 “珍重留身”,細看無奈家國隆替,靜觀可笑人物興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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