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陽墨寶

高陽先生與我雖然多年在台北同住一條巷子，當時叫敦化南路351巷，但卻沒有什麼來往。大家或寒暄而遇，或擦肩而過，他寫完他的《慈禧全傳》開始寫《胡雪巖》，我印完我的《吃西瓜的方法》，又去印《神州豪俠傳》，大家全無交集，倒也相安無事。

一九八零年代的351巷附近幾條巷子，文化名流薈萃，詩人、小說家、國畫家、油畫家、出版家、學者、服裝設計家，進進出出，每星期抬頭低頭都要遇上好幾個好幾回。像高陽那樣，偶然在巷子的盡頭，漫悠悠的晃蕩過來，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奇景。

到了1984年，事情有了變化，他的《高陽說詩》出版，榮獲中山文藝獎文藝論著獎。走在巷子裡的他，手裡拿的，換成了熱騰騰的新書，見面就送我一本，笑著說：「請指教囉!」。

他之所以會積極動手，出版詩論。是因為前不久，聯合報副刊發表了美國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新科老博士水晶的長文，把李商隱的出恭詩《藥轉》，曲折解釋為神奇的墮胎事件。古典舊詩迷高陽看不下去，為文糾謬，轟動一時。從此，我們在巷口，便有了共同的話題。

那是一個比較文學當紅的時代，許多意氣風發的大博士，紛紛為文，任意重新詮釋古典詩，卻因文化知識欠缺，好心辦了壞事，鬧了不少笑話。這對精通雜學的小說家高陽而言，最最不能忍受，常常向我吐漏 “立體說詩”的宏願，然而巷口太吵，說來說去，怎麼也說不清楚。

來而不往非禮也，得了贈書，當有回報。除了細讀精讀拜讀之餘，對貪杯詩話家的最佳回饋，當然是美酒小菜，外加徹夜拍案論詩。那年我37歲，高陽63，正好是我現在的年齡。

果然，我一搬出茅台的香氣，小說家立刻變成了高陽酒徒，如臺公靜農一樣，從此成為水墨齋中的常客。

一日，他酒酣耳熱之際，忽然正色對我說： 「我就是胡雪巖」。 話聲甫落，便急索筆墨紙硯，說時遲那時快，一張條幅七絕行草，傾刻而就。

周郎已去王郎健，猶有江郎畫筆雄；

珍重留身閱世變，可知一暝萬緣空。

他收筆壓紙，看了看行氣，覺得寫得還可以，便笑著對我說： “這是我以胡光庸的口氣寫來送給你的，看看如何?”

正在低頭磨墨的我，聽了又驚又喜，手下頓時加了把勁，回答道： “太好了，那就快請落款吧! 我現在正準備出版一本書叫《什麼是後現代主義》，你這幅字，絕對是後現代的。就像王羲之為唐太宗書寫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一樣，實在妙不可言。 ”只見他欣然同意，快然落筆，觸紙便書：

羅青仁兄大人雅正  雪巖弟胡光庸學書

語意位置，完全合乎晚清書家落款的口吻與習慣。水墨齋所藏清代名人名聯名畫，款識一律都是 “某某大兄大人”或 “仁兄大人”，絕少例外，小說家的雜學之精，在這樣的落款上，可見真章。高陽先生的博學多聞，絕非浪得虛名。

詩中的周郎，當然指的是三國周瑜；而歷史上叫王郎或可以叫王郎的不少，在這裡應該是指與周郎時間相近的江左夷吾王導；至於江郎，那只有夢傳彩筆的江淹可當了。首句的王郎，當是高陽夫子自道，即將才盡的我，則免強可以找江郎對號入座。好在江淹被收回去的是“詩筆”，而所謂的 “畫筆”，現仍在我的手中，周遊世界各地，隨意揮灑，快意天下。

當年水墨齋中的詩酒之會，只持續了一年不到，便隨時運變幻而逝。如今高陽先生墓木已拱，匆匆已近二十年，睹物思人，默然良久良久。其間我目睹政黨輪替過去又輪替回來，經歷多起誣告又終於全都勝訴定讞。所謂 “世變”，已然閱過，尚欠 “一暝”而已，只好繼續 “珍重留身”，細看無奈家國隆替，靜觀可笑人物興衰。